1968年，毛泽东主席发表最高指示，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在革命圣地延安地区，仅来自北京的知青就达26000余名。在陕北特有的土窑洞中，他们伴着黄土、北风、锄头、油灯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壮丽的青春。……如今，他们已年过四十，绝大多数都逃离了这块曾经洒下他们汗水和泪水，梦想和欢笑的黄土地，但至今仍有数百名知青留在了延安山区，默默地劳作着，现如今这些插队陕西的知青都在做什么？过着怎样的日子？请看黑明所著的百名知青报告摄影集《走过青春》（工人日报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总之，100名知青，100个活法……
曾钢，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35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3日他自愿来到延安县冯庄公社王里河大队锻炼自己。由于他在村里表现突出，1971年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在此期间的多次招工、招干都被他拒绝，因为他爱学外语，一心想上大学。1973年曾钢参加高考在延安地区考得第一名，但不知什么原因没让他走。1974年他再次参加考试，考入了西安外国语学院德法西语系。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1977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拉丁美洲司工作。两年后曾钢赴墨西哥学院学习西班牙语，在此期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将曹禺的《雷雨》翻译成西班牙语并出版发行，畅销国内外。1981年曾钢回国工作，第二年曾钢又被派往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工作。1985年调往秘鲁大使馆工作，1987年曾钢再度回国。1988年他又赴西班牙外交学院学习外交专业，第二年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中国留学生纷纷留到国外工作，曾钢却积极回国。1992年他又被派往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工作，1994年回到拉美司任中美洲处副处长至今。曾钢的爱人叫刘令娥，1949年生于湖南，北京女子第10中学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她和曾钢是同一批知青，她在离曾钢20里路的落家河大队插队。刘令娥当年十分革命，她曾给海南写信要求去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插队落户，由于没有收到回信，她来到了延安。刘令娥插队时劳动出色，第二年就入了党，第三年她被抽到公社当了干部，先后担任过妇女主任、团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职务。1976年她考入西北大学新闻系，1978年毕业后回到了延安市委党校任教。次年调回北京。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校报副总编。我见到他俩是在昨天由北京飞往延安的飞机上，在互相聊天的过程中我偶然得知他俩是带儿子回当年插队的冯庄公社看老乡。因此我改变了采访计划，下了飞机顺便跟着他俩一同来到了他们插队的村庄。在曾钢住过的窑洞里，前来看望他们的男女村民围着他们问长问短，曾钢的儿子也成了村民们谈论的热门话。过了一会儿我把话题转到了当年曾钢和刘令娥的恋爱史上。曾钢笑着说：“那时候这个沟里有350名北京知青，我表现不错也很出名，当时我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刘令娥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她常来我村下乡，我组织大队会议，她主持会议。有时我去公社赶集总去她那里蹭饭吃，时间一长慢慢产生了感情，我这名大队干部竟好上了一名公社女干部。1979年我们成了家，那时我在北京，她还在延安党校。”刘令娥说：“离开公社整整20年了，时常想回来看看这里的乡亲们，我是第二次回村，现在回来一道沟的老年人都还认识我，我的内心感到很高兴。”的确如此，我跟着他俩去了冯庄中学、供销社，还走了不少家户，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叫起他俩的名字，他们看到不少村民的家境还是如此贫穷，不由得给刘家100元、李家200元，直给得儿子说：“再给就回不去了。”两天过去了，当年的老书记从延安派车接他们，不巧吉普车陷进了河湾的泥坑，当村民得知是曾钢一家时，全村老小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硬将汽车抬出河湾。曾钢一家临走时，不少村民送来了鸡蛋、南瓜、小米……让他们带回北京。曾钢和刘令娥在这里插队肯定受了不少罪，但不难看出他们当年也在这里留下了真情。
陈立堂，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79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23日，他和不少同学到了延安，经过整编，第二天就把他们送到了安塞县真武洞公社牛心湾大队。到村里后他跟着村民揭地、扬场、打连枷天天不误劳动。到年底分红他挣了1700多分，得了264元，村民们都夸他能干。第二年首批招工，他来到延安供电局当了架线工。由于工作积极肯干，他很快当上了队长。经过数年的努力，1989年初他被任命为延安市农电总站站长，上任后他首先深入基层下大狠心抓农电工作，使自古以来没有用过电的“好江南”南泥湾等乡镇100多个村，数万名村民在90年代的中期终于迎来了“光明”。1995年5月，他又提出了“大干100天”的口号，经过3个月奋战，使全市乡镇的所有无电户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煤油灯。同年底他被任命为延安市电力局副局长，主管生产和安全工作。她的妻子叫于军，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73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她说：“我在学校时干什么都特别积极，我来陕北也是自己要求来的，记得1969年1月7日那天，北京站的场面十分壮观，听说那天江青也来送我们了，但我没看见。到延安后听说把我分到了枣园公社，当时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认为自己和毛主席有缘。我和80多名知青在莫家湾大队插队，当时村里的每个劳动日为1．58元，我们去后大队还专门修建了10孔新石窑让我们住，那么多同学在一起特别热闹。”对于当时的陕北农村来说，每个劳动日分红1．58元可以说几乎没有，那年头赔钱的村子有的是，不少村庄的村民没明没黑地苦干了年，到头来不但分不到一分钱，反而还得出粮钱。对于军来说，插队是比较幸福的。插队的第二年于军又被幸运地招到了延安地区邮电局。25年来她在邮电战线上先后从事过话务、营业、电信、统计等多项工作，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她都干得十分出色，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每年都是先进，甚至有时一年能获得好几项奖励。到现在为止，她的各种荣誉证书已放了满满两箱子。今年2月20日，李鹏总理在延安视察工作期间还特意接见了她和其他9名知青。于军最后说：“近几年来，延安的经济发展很快，比如过去市话交换机只有两千门，现已达到两万门，加上移动通讯、无线寻呼、特快专递等业务的不断增加，更需要熟练的业务工作人员，我作为一名党员趁着年轻，特别愿意为延安多做一些工作，也愿意把一生的精力全部献给延安。我和陈立堂很早以前就决定60岁以前不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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